青年论坛 | 贾明哲：古书迹的出土与近现代章草创作思想之新变

近现代章草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有赖于当时大量汉魏简帛的出土与流传，这些新资料的出土不仅为书家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料，更促使他们创作思想的转变，下文详述之。

              一、“过江十纸犹不足贵”的章草崇简论

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前人难以见到汉晋时期的章草墨迹，对于章草的理解与学习多是通过《月仪帖》《急就章》及淳化阁帖中流传的一些章草法帖来进行。但这些经过加工过的章草已难以显现出墨迹之神采，近现代出土的大量章草墨迹弥补了这一缺憾。而当时之文人书家见到这些资料后，惊喜之情溢于言表，罗振玉曾对《流沙坠简》中《公辅》一简进行评述：

“此简章草精绝，虽寥寥不及二十字，然使过江十纸犹在人间，不足贵也。张、索遗迹唐人已不及见，况此更远在张、索以前，一旦寓目，惊喜何可量耶？”

罗振玉口中的“过江十纸”是指庾翼所收藏的张芝章草十纸，相传：

“羲之尝以章草答庾亮，亮示翼，翼见乃叹伏，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沛，遂乃亡失，尝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

罗振玉称《公辅》简中的章草即便张芝章草在世“尤不足贵也”，况且“张、索遗迹唐人已不及见，况此更远在张、索以前”，可见其对此简的推崇之情，而当时书家对于简牍章草的接受速度也十分迅速。

王世镗晚年之章草古拙厚重，受《流沙坠简》的影响极大。《百宝九天》联是王世镗经常写的一个内容，我们在他流传不多的书作中发现了两件同样内容的《百宝九天》作品，其一的落款中写道：

“癸酉初夏，以集爨宝子之联语，用西陲竹木简笔法书之，时赁庑梅溪山庄，盛暑挥毫，殊不计工拙也。”

其二的落款又写道：

“癸酉以集《爨宝子》文，用流沙坠简中笔意书之。”

两件作品同是书于癸酉年，即1913年，这时恰逢《流沙坠简》出版发行不久，可见王世镗对于《流沙坠简》的接受也很快，并将其迅速的与自己的创作相结合起来。而且，王世镗晚年在于右任处见到了更多的简帛资料，获益匪浅，1930年甘肃额济纳河流域出土了大量汉简，王世镗激动不已，可惜天不假年，没等到这批资料面世他就去世了，于右任挽诗中称他“垂死犹呼木简香”，可见王世镗对于汉晋简牍的神往。

元代以来，人们对于书法绘画的态度往往是重“文”轻“匠”，这些出土古书迹恰恰是无名氏书家甚至是一些工匠所为，而从罗振玉的评述及王世镗的落款中我们可以看出时人对于这些无名氏书作的重视丝毫不亚于对历代名家、名帖的推崇，时人对于这些章草资料的接受是果断和迅速的。而且这股潮流一直流传至当代，这些无名氏书作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在近百年中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提升。

沈曾植在指导学生谢凤孙临习《流沙坠简》中的章草时称：“试悬臂放大书之，取其意而不拘形似，或当有合。”之后，王蘧常也多次提到沈曾植说的这句话，可以说“取其意而不拘形似”也体现了沈曾植章草创作的一个主要思想。“形”与“意”是相辅相成、辩证存在的，二者是构成一幅书法作品的重要因素。沈曾植则主张取“意”而舍“形”，这显然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沈曾植主张“不拘形式”，他本人的章草创作往往奇肆动宕、不拘小节。曾熙评沈曾植书法：

 “工处在拙，妙处在生,胜人处在不稳。”

沈曾植在“生”与“熟”之间选择了“生”，而赵孟頫也正是因为太过精熟，反而失去了自然之趣。

这也正应了沈曾植的理论，而沈曾植章草的“生”与“拙”也正是他将早年的碑派笔法与《流沙坠简》中简牍笔意融会贯通的结果。

沈曾植在接触到《流沙坠简》之后，书法风格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王蘧常认为：

“先生于唐人写经、流沙坠简亦极用力，晚年变法或亦得力于此”

这一时期，沈曾植临习了大量的唐人写经与简牍章草，作品笔法与气息均产生了重大变化。

王世镗也是这个观点的忠实继承者，他曾在一幅自作论书诗作品中写道：

“不经意处妙天然，岂在规规描摹间。胸有奇书千万卷，从无外不应鸣弦。”

他又写道：

“从来书画本相通，首在精神次在工。悟得梅兰腕下趣，自然指上有春风。”

王世镗之“不经意处妙天然”“首在精神次在工”与沈曾植之“取其意而不拘形似”岂非如出一辙？

我们可以看到沈曾植、王世镗等人对于章草的临习与创作已全然不同于赵孟頫、宋克等人，《流沙坠简》中的章草书无论字形、笔意均千变万化，仅仅拘泥于其形恐怕是自找苦吃，也非善学之人所为。因而，沈曾植、王世镗等人在对章草的学习上共同采取了“遗貌取神”的写意态度，这种写意态度恰恰是他们在章草创作中发挥创造力，突破前人规模所不可或缺的。

王蘧常为沈曾植弟子，十九岁便拜沈氏为师，王蘧常在自记中称：

“师又知予学《十七帖》，曰：‘右军书远承章草，旧有传本，已不传。今传章草，仅皇象《急就章》，索靖《出师颂》，萧子云《月仪帖》，数种而已，疆域褊小，殊难光大，汝能融冶汉碑、汉简、汉陶、汉帛书，而上及周鼎彝，必能开前人未有之境，小子勉之。余敬志不敢忘。此余究心章草之始。”

沈曾植勉励王蘧常“冶汉碑、汉简、汉陶、汉帛书于一体”，他自己便是这个观点的率先实践者。沈曾植在一幅临作的落款中写道：

“用汉砖笔意写急就文。”

从作品来看，沈曾植对于原作进行了较大的艺术处理，与《急就章》字形、笔意相去甚远，更像是一幅自己的创作。

此外，另一幅作品“临十七帖”，也全无《十七帖》之意，其笔意、神采反而更接近于简牍章草，可见，沈曾植对于章草的学习已非简单的摹写，而是以自己对章草的理解对原帖的改造与融合。

王蘧常听了沈曾植的建议后便开始主攻章草，他并非仅仅抱着几本传世的章草字帖来学习，而是全方位的学习书法传统，涉猎面极广。王蘧常尤其对篆隶用功至勤，其弟子王运天称：

“他练习篆隶更勤，写在报纸上，堆积如山，但是不为人写。说：‘我所写篆隶，意思并不在篆隶啊。’我们不懂，他又说：‘意思仍在真草啊，要把篆隶的笔意，运用在这里面啊’。”

王蘧常对于章草的学习除了对传世章草及出土新资料的取法外，更融篆隶、简帛于一体，充分的利用了时代优势，开创了章草历史上的独特风格。

创作新思想的确立有赖于新资料的刺激与启发，正是这些新资料的面世开拓了章草的新领域，而创作思想的转变也势必引起创作手法的新变。